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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今天所用的日歷的功能只是標注時間：大字是通用的公歷，小字是傳統的農歷，再用紅字標出節假日，看上去簡潔明了。但是，古代日歷的內容卻遠比今天要蘊含更多奧妙。
北京東城區雍和宮附近的一條小街上，有一個很不起眼的小門臉兒，門口不像其他小商鋪那樣擺掛著色彩炫爛的商品以招徠顧客，只在門楣上掛著個簡單的牌匾，白底黑字：“擇日 起名”。
這一帶是老北京胡同區，凈是青磚灰瓦的老房子，門口還留著舊時的青石臺階，走上臺階，拉開玻璃門，里面只有七八平米的狹小空間，對面墻上掛著幅挺大的五行擇吉圖，上面密密麻麻標記著每日諸事吉兇宜忌的情況；柜臺后坐著位胖胖的老先生，他就是能給人擇吉日、起好名的丁先生。
如今結婚選個好日子、公司開張擇個吉時辰，大至團體開辦活動，小至個人搬家遷居，依黃歷擇日子的現象，非常普及。丁先生告訴我，前些日子，就有位男青年請他算算近期出門遠行的吉日，丁先生說，他問明了情況，給他推算了日子，誰知那主顧并未按日子行事，“結果……”丁先生搖了搖頭，暗示我結局不好。
日期，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，是客觀得不能再客觀的“時間”，它怎么會沾上“吉兇”之說？我們不妨來看看最古老的日歷。
我們今天所用的日歷的功能只是標注時間：大字是通用的公歷，小字是傳統的農歷，再用紅字標出節假日，看上去簡潔明了。但是，古代日歷的內容卻遠比今天要蘊含更多奧妙。
20世紀初從疏勒河流域出土的漢簡中發現有東漢和帝永元六年（94）的歷譜，即當年的日歷，上書：七月廿七日壬午開天李；廿八日癸未閉反支；廿九日甲申建*；卅日乙酉除。“壬午”、“癸未”、“甲申”是當日的干支；“開”、“閉”、“建”、“除”及“天李”、“反支”是當日的歷忌，忌什么？后唐同光二年（924）歷書中有一段具有普適性質的歷忌歌，歌中道：建日不開倉。除日不出財。滿日不服藥。平日不修溝……開日不送喪。閉日不治目。從中我們可以約略看出點門道。不過這歷忌歌可不能翻譯一切歷忌項目，它只是龐大艱深的歷忌之學術理論的摘錄罷了。
中國的歷忌之學發源甚早。《史記》中就有堯舜帝“擇吉月日”的說法。長沙子彈庫戰國墓出土的楚帛書中的《丙篇》，則通篇為一年中逐月吉兇宜忌的內容，比如說某月“可以出師、筑邑，不可以嫁女、取臣妾”，某月“可以聚眾，會諸侯”等等，這恐怕是現今能找到的最早的歷忌之術的歷史記錄，其中項目已不少。可見，早在戰國時期，歷忌之術已頗具規模。東漢時，王充在他的《論衡》中也討論了當時的六類歷忌之書，除了祭祀、葬事等隆重之事的擇日，還有專講洗頭之時日吉兇的沐書，講裁衣時日的裁衣之書，講造房、裝車、挖井等事的工伎之書。可見歷忌之術已深入民心。
大致在六朝隋唐之際，歷書，即我們后世常說的“通書”、“通勝”、“黃歷”，就是古老的歷忌之學與歷譜（相當于今天的日歷）在大約五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相結合而成形的。這種從術士的枕中鴻寶走出、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的指南，在唐時大為興盛，成為上至朝廷下到民間的“生活寶典”。同時，歷忌之學也得以廣泛發展，至明清歷書中，歷注在用事宜忌方面已多達四十多項——連會親友、掃屋子都要看“黃歷”，歷算的理論流派也越發紛繁復雜，眾說紛紜。于是，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乾隆帝責允祿、何國宗等三四十名皇家歷算官員編撰成一本統一的擇日規范，這就是《協紀辨方書》。從此歷忌之術有了規范可查的工具書。乾隆還為此書親制序文說“協紀辨方者”“敬天之紀、敬地之方也”，算是為古老的歷忌之術做了個哲學性的總結。
民國之后，孫中山宣布改用公歷，年號沒有了，干支不用了，政府不再管歷忌的事。但歷忌、擇日的觀念深植在民間的根并沒有斷。民間仍由道家術師、擇日師排出“通書”，各地命相師可掛上各家堂號另行出版，或者賣出版權由公私機關印行當贈品。文革以后，大陸民間也漸漸恢復對黃歷的排算，擇日的民俗蘇醒過來。1985年，臺灣進行過一次對黃歷使用行為的民意調查。結果發現，83.6%的家庭都使用黃歷，而且每100個家庭里，竟然有120本黃歷書。難怪有人說，自從唐代風行，千余年來，黃歷一直是中國民間最暢銷的書籍。
根據黃歷而擇日的傳統由古而來，至今不絕，如果說它不科學，偏偏有很多人內心里還以它為行事尤其是重要事情的依據；若說它一定有道理，道理又在哪呢？要想尋找答案，我們還須從古代中國人時間概念的形成、從古老的天文歷法去追尋。
我們都知道，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，中國人一直使用陰陽合歷。即按月相變化計算月的時間，按太陽視運動的規律計算年的時間。從漢初頒行《太初歷》，確立了每年從立春左右的元旦（即大年初一；因此這天被稱為“春節”）開始，以月亮朔日為初一，一年分十二個月：子月、丑月、寅月、卯月、辰月、巳月、午月、未月、申月、酉月、戌月、亥月，一年354天，依歷法可置閏，滿足太陽歷的365天。全世界的民族仰望天空，觀察天象，制定歷法，排算時歷，大概都是這樣的規律，但是，中國人用來織就時間之網的絲線很特別——東漢起，朝廷令行以天干地支來紀年，這“天干地支”是什么？它讓中國人的時間染上什么特別的色彩了嗎？
《山海經·大荒經》講了一個故事：遠古的神仙帝俊與妻子羲和生了十個太陽，“九日居上枝，一日居上枝”，住在樹上的這十個太陽每天輪流值班，居上枝的就是值日的太陽，值一輪就是十天，即今天我們說的“一旬”，這十個太陽取了十個名字分別叫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”，這就是十天干；帝俊還有個妻子叫常儀，生了十二個月亮——十二也成了中國文化中的“天之大數”，在紀時體系中，十二是個很常用的進位法——分別叫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”，這就是地支。
除了傳說故事，對天干地支還有一些嚴肅的研究，郭沫若在他的《釋干支》中說十二支是古人觀察天象而產生，“中國科幻小說之父”鄭文光以為它們起源于夏代，因為十二支之首“子”，其甲骨文寫法是從參宿的圖形衍化出來的，參宿正是夏氏的族星。總之，十二支的名目都來自天上的星宿。
如果從對上古文化的研究分析，干支是跟天上的星象有密切關系的，古人用它們來紀時間很有意味。天干地支，這套極為抽象、至今仍難以確定其創始時間和意義的符號體系，不但很有中國特色地渲染了時間的人文色彩，它們也直接參與了中國時歷中頗具“神秘主義”色彩的歷忌之術的架構。
我們是否可以大膽地猜想：人們觀察天上日月行星的運行而制定了時歷，在古代人的思想中，天上的星辰也決定了時日的“性質”即吉兇宜忌？
許多研究者將中國古代歷忌擇吉之術的理論依據作了如下概括：古代人認為，天地間有許多神煞，他們性情或善或惡，干預、左右人間事務的能力或強或弱，諸神煞按照自己的運行規律，輪流值日管事，于是，每天諸事的吉兇宜忌就由諸位值班的神煞之性情善惡、能力大小，他們之間相互沖突、合力、牽制或平衡的結果來決定。這個神煞體系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由簡趨繁。早期漢簡歷譜中所注的建除、反支、血忌等，都被歸入神煞體系，到唐宋時代已頗具規模，至清乾隆時皇家頒行的歷忌工具書《欽定協紀辨方書》集其大成，各類神煞已近300項。
在古代的歷忌之學中，有非常詳細地推算這些神星、神煞值班的“工作流程”。在古代，做一個術士，推算時日的吉兇，并非易事。第一步，他要將頭緒繁多的諸神煞運行規律“值班表”下死功夫牢記心間；第二步最難，要將值班的諸神星、神煞的性情、能力參透，才能得出平衡的結果。所謂“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吧。事實上，不僅如此，諸如陰陽五行、八卦九宮、河圖洛書、四時五方等等都被添加進擇日的因素中。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歷注，往往只有短短三五個字，諸如“利侵伐”、“不可以筑室”等等，其背后卻是相當繁瑣的功夫。
今天市面上流行著諸多黃歷，他們的計算原則，也同樣要依據上述理論。如今許多人不斷追問“黃歷，準嗎？”還真不好回答。有學者拋開黃歷科學與否的爭論，從人文角度來探究，認為黃歷這一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“時間”是有性情、有個性，中國人的時歷從年到月、日、時都密密麻麻地標注著吉兇宜忌，一本歷書，上面刻劃的是另一張“時間之網”，這張時間之網，是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融在一起，是中國人看天、看地、看萬事萬物的態度的結晶，如果要說它是古代中國人的自然觀，也無不可。
